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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戒毒与强制性矫治

-----读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置》
2016年12月13日 13:55    作者:周忠祥    来源:山东反邪教    [纠错]

  挽救绝大多数被蒙骗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是我国反邪教斗争的基本方针政策,其中,挽救绝大多数相对于依法严惩极少数来说,被视为治本之策。这是中国特色反邪教斗争的创造和基本经验。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挽救特别是带有强制性的矫治邪教人员,被一些人从西方宗教信仰自由绝对化、人权等理念出发质疑了,他们认为强制挽救邪教人员是限制人身自由违反人权的。最近,以这个问题为导向,我再次认真阅读了世界著名反邪教专家、西班牙人罗德里格斯的著作《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置》一书,深受启发,挽救邪教人员(包括强制性矫治)的合理性、科学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一、解决痴迷问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是必要的

  罗德里格斯在本书将痴迷毒品与痴迷邪教相提并论。他提出的邪教认定标准,是邪教在心理范畴、社会范畴和法律范畴中的“三大基本危害”,其中心理范畴的危害被放在首位。所谓心理范畴的危害,是指用一种胁迫的手段来破坏或严重损伤信徒的固有性格,致人痴迷。

  何为痴迷?罗德里格斯利用罗赞尼.w.福克纳关于痴迷的定义说:“一种严重而逐渐加剧的变态,意味着必须反复使用某种物质,或从事某种行为,以规避透过神经系统的功能感知现实,而造成自身机体的生化功能平衡受损,而且一旦停止使用该种物质或停止从事该种行为,就将失去同外部世界联系的能力”。在这里,“痴迷被归纳为两种类型:痴迷物质与痴迷行为。也就是说,痴迷毒品是痴迷物质,痴迷邪教之类属于痴迷行为。他把人们服用的从体外而来的有毒物质,称为外毒素;而把因心理刺激体内自行分泌出来的毒素称之为内毒素。其实,一切痴迷现象都是一码事,痴迷的背后都潜藏着相似的神经化学机理,结果也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媒介。

  痴迷邪教与痴迷毒品,哪种更具毒效呢?罗德里格斯毫不犹豫地答道:导致痴迷的功能,痴迷邪教的情感并不亚于或者竟而超过我们通常所说的“毒品”中有最大效力的物质。也就是说,邪教比“毒品”对人们的危害更大。罗德里格斯同时认为:事实上,现有资料表明,嗜毒问题的延展是同教派问题并驾齐驱的,只是由于引起了明显轰动的社会影响,才导致旨在缓冲其社会冲击的特别救助政策的出台,而痴迷教派活动问题则因悄然为害而远未受到同等的重视。

  痴迷者自己能否自觉摆脱痴迷对象而走出深渊呢?罗德里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痴迷这一概念的核心思想是缩小人生的活动范围,直至只留下唯一的一个关注点,那就是痴迷的对象。这时候,痴迷者已经没有能力选择不做这件事情。他们只能继续沉沦,依然故我,反复做出同一个选择。既然他们自己已经失去理性选择的能力,借助外力也就成为客观必然的选择。也就是说,解决痴迷问题(不论是痴迷毒品还是痴迷邪教),一定的强制性的外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是由这类社会问题的的本质特征决定的。

  二、依法强制戒毒是合理的选择

  2007年,我国制定发布了解决毒品问题的专项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该法第四章明确规定了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的法律措施。其中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涉嫌吸毒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测,对拒绝接受检测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强行检测。第33条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社区戒毒的期限为三年。第38条规定,对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以及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等人员,公安机关可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依法强制隔离戒毒,是为已经丧失理智选择能力的毒品痴迷者做出的合理选择,这种选择体现了求人与水火的人道主义精神,其中也包含着家庭、社会和国家太多的无奈。

  三、对邪教人员带有强制因素的矫治也是必须的

  对邪教痴迷者实行有一定强制性的矫治,是我们挽救邪教痴迷者的一种成功方法。如前所述,邪教痴迷者通毒品痴迷者一样,都是一些丧失了理性选择能力的人,强制隔离戒毒与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矫治,异派同源,都同样具有其客观合理性;如若放任自流,他们那就姥娘哭儿——真的没救(舅)了。

  当前,祸国殃民的毒品已经有专门法律治理,而与毒品为害相类相似、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邪教危害,尚无专门法律治理。我认为在将来制定“反邪教法”的时候,应该把强制性矫治列入其中。在反邪教法出台前,强制性的矫治还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罗德里格斯的理论和禁毒法的一些精神,就是我们的理论根据。

  四、带有强制性的矫治符合我国国情

  由于历史、文化、宗教、法律等背景的不同,不同国家治理邪教的具体做法也会有所不同。如美国,1791年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官方宗教的立法,亦不得制定禁止宗教自由实践的立法,政府无权干涉教会事务,无权对宗教教派情况进行统计和调查。在这种宗教信仰自由绝对化的法律背景下,国家把宗教信仰和行为截然分开,对所有打着信仰旗号的组织一律实行“三不主义”:不定性、不立法、不取缔。但是,犯法就打击,直至武力镇压。1933年2月28日,美国烟酒和火器局经过长期准备,派了100名突击队员到大卫教派的基地德克萨斯州卫科镇的卡梅尔庄园拘捕大卫教的教主考雷什,搜查庄园中囤积的武器。大卫教派进行了武装抵抗,政府袭击计划失败。此后联邦调查局接管此案,调来500多名军警,数十辆装甲车、坦克和直升机,继续对庄园实施包围,并且采取断水断电措施。直至4月19日,双方对峙51天后,联邦调查局用坦克、装甲车围攻庄园。突然,庄园起火,86人葬身火海,其中包括17名12岁以下儿童。这个案例可看做是对美国“三不一打”政策的解读。这种做法,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可能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但在我们看来,一是为邪教滋生蔓延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致使美国有“邪教五国”之称;二是坐观其成,坐观其变,有悖人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教化的。中国历代政权对邪教之类社会问题的治理,也是教化与惩罚相结合,对“不教而杀”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与他的学生子张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关于如何从政的对话,孔子提出把“屏四恶”作为从政的重要条件。子张问“何谓四恶”?孔子答: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在这里,孔子把“不教而诛”放在“四恶”之首。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在反邪教斗争中制定的挽救教育绝大多数受蒙骗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的基本政策,包括强制性挽救痴迷者的做法,是符合我国重教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当然,我们的强制矫治也要与时俱进,逐步完善、规范,也要遵循法治理念,立足于保障人权和人的尊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同样,指导中国反邪教斗争的方针政策以及一些具体做法是否正确,要由中国人民判断,也用不着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更不能跟着他们的舆论跑。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底气。

 

 

【责任编辑:林怡 秀才】